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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越的地理范围来看，“二拍”中的人物到过的最北区域是《二刻》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明朝正德年间徽商程氏兄弟出关到达的辽阳，当时徽商、荆州商人、苏州商人均已在辽东地区行走；至西是《初刻》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这个发生在沔州（今陕西勉县）的元代故事，并未穿过河西走廊；向南则一路通达《初刻》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文若虚跟随商队到达的南海诸岛屿，这一卷作为“二拍”系列故事的开篇尤其特别：生活在明朝成化年间的苏州底层士人兼商人文若虚是“二拍”中唯一一名迈出陆地进入远洋的主角，该故事中有组织、有规律的民间海客商队集体下南洋贸易居奇以及活跃在苏州、汉化程度极高的波斯胡商，不禁让我们对明代的海洋贸易及多民族交流产生丰富的联想。“二拍”系列故事呈现出的地理分布及疏密程度符合汉族人的活动范围，除去《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将目光朝向汉族聚居区外的异域世界，相反，其目光高度内聚于中原腹地繁华都市的普通市民生活。
“二拍”系列故事是属于城市小市民阶级的故事，其故事的核心是家庭：无论故事是否具有传奇色彩，金钱、情感、性与道德是围绕着家庭这个核心展开的四大现实主题。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往往是家庭走向破灭、进而很可能走向复仇和公案的正剧。当正义无法在现世执行时，则通过幽冥、鬼怪或者神通等超现实元素来达成一种虚张的正义进行补救。相反，具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多走向婚姻建立与家庭圆满，面对客观的社会阶级与经济实力差距，仕途经济是底层书生实现阶级跨越的最佳途径，才子佳人的圆满结局在“二拍”中并不鲜见，但这并非走向圆满结局的唯一途径，金钱与性在“二拍”中并不站在道德的绝对对立面，使得在“二拍”一系列表现婚姻与情感的故事曲折多变。
比较讽刺的是，“二拍”让原本应该承担宗教信仰传播的各色僧尼道人承担了主要的负面角色。“二拍”系列故事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并存乃至三教合一的社会宗教信仰现状，释家的轮回观、道家与民间信仰杂糅产生的神通与幽冥世界扮演着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诸多悲剧世界的解决方式，以迎合受众“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朴素价值诉求。但另一方面，“二拍”中的僧尼道人绝大多数是纯然世俗化、被欲望驱动的人，宗教的清规戒律非但没有成为约束其行为的枷锁，反而成为了其在民间肆意妄为的绝佳伪装。“二拍”系列故事对僧尼道人欲望世界的白描与批判，可能是为了满足普通民众对释家与道家生活的恶意窥探与想象，可能是故事作者秉持传统的儒家理念对释道两家的本能排斥，也可能是以僧尼道人为批判对象减小现实阻力的慎重书写策略。
这一卷讲的是夫妻间情感的坚定，卷首得胜头回作为对照，先讲述了唐代比阳地区一对情感不和谐的王八郎夫妇即便死后合葬也背对背的故事。正式的故事发生在元顺帝至元年间，淮南民家子女金定与刘翠翠在同一个学堂中，一般聪明，一般年纪，互生情愫。刘翠翠在十六岁面对婚姻大事时，坚意认准了穷秀才金定，克服了来自父母方面的阻力，成为一对恩爱夫妻。故事情节在此处急转直下，新婚燕尔不到一年，撞上元政失纲，四方盗起，刘翠翠被张士诚部下李将军看中劫走。等到张士诚割据江南两北，民间始得安静，道路方能通行，金定因思念刘翠翠，即刻拜别父母只身前往江南寻妻。隔了两年，踏遍千万里，终于辗转寻到了李将军驻扎地湖州。金定在进入李将军府门首遭遇管门苍头诘问身份时，化名刘金定，声称是刘翠翠兄长前来探亲，终于进得李府。另一头，刘翠翠被李将军劫走六七年之久，虽然蒙受李将军宠爱，却始终只是支陪笑语，日夜思念丈夫。
古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与江南地区逐渐兴盛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中原连续不断的战乱动荡，湖州作为江南的核心区域长久免于战乱之苦，在《全唐诗·谚谜·湖州里谚》中就有“唐末五代，天下皆被兵，独湖州获免，其时语云：‘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的民间美誉。出现在故事中的道场山与老僧，也完全立足于现实，道场山作为佛教胜地，拥有着创建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禅院“五山十刹”第二刹的万寿寺与教院“五山十刹”第四刹的慈感寺。当时“五山十刹”不仅规模宏大，建筑宏伟，而且云衲聚集，动辄上千香火鼎盛，并有寺院田产及其他经营项目作为强大的寺院支持。金氏夫妇因为战乱而流离重聚在湖州，终得合葬魂归道场山，是作者基于现实的一种设计，湖州道场山作为黑暗时代的一块净土成为了安顿平民百姓尸骨与灵魂之地，也是作者对金定与刘翠翠的一种告慰与祝福。
“二拍”系列故事虽然以家庭为核心展开，但是平民百姓家庭的完聚与破碎，却分明逃不开大写的时代背景，战乱兵燹之下，百姓乱离失所，生死悬命。《初刻》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与《二刻》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卷三十《瘗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都直接或者间接提及了战乱兵燹，可见和平年代的故事书写，依然难以挥去混乱时代带来的巨大阴影，又因为实在无法克服外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故事纷纷染上了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在黑暗无常的现实世界中寻求幽冥或者神通的反馈庇护，或者幻想遁入佛道出世反观世界。《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在这一作品序列中则显示出别样色彩：作者正面描写了金定与翠翠经受战乱惨遭别离，再次相见时又没有逾越礼节做出格动作，他们含泪死后方能相聚的经过。作者丝毫没有回避一介平民夫妻面对外在的强权与暴力时的脆弱与无助，在这种前提下金氏夫妇坚定的情感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金氏夫妇死后魂归道场山分明是作者面对无常世界将希望寄托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牢不可破的一种美好寄托，而二人将自己的情感通过书信诗歌传递，则是中国这个“诗之国度”一种传统的浪漫。
“二拍”系列故事的灰暗底色，不仅体现在残酷浩大的战乱兵燹上，同时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不会像金氏夫妇一样拥有道场山的埋骨之地。拿商人来说，文若虚的好运就像是《初刻》卷首讨一个极好的彩头，随后的故事出现的商客面临着多重风险，行商在旅途中不仅要背负总体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更有多种多样的天灾人祸，在具有强烈写实色彩的民间故事中，商人并不像程宰一样能有神女帮助他逃脱大同兵变、居庸关追捕以及海难，更多商客得到的结果是忽然殒命途中。像《初刻》卷十九中女主角谢小娥刚刚年满十四岁，与侠士段居贞成婚还没有一个月，一家人舟行到鄱阳湖口，便“遇着几只江洋大盗的船，各执器械，团团围住。为头的两人，当先跳过船来，先把谢翁和段居贞一刀一个，结果了性命。以后众人一齐动手，排头杀去。”，这个血色的开头展开了谢小娥女扮男装忍辱多年的复仇传奇。《二刻》卷二十一得胜头回中盗贼势力之强，敢于劫持官军的钱粮，卷二十七《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中黄冈县汪秀才爱妾回风在洞庭湖边被夺，向都司在一旁劝慰：
凌濛初所在的晚明时代，现实社会中发达的商品经济及相应意识形态早已充分渗透到文学中，文学创作同市民意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小说与戏曲这两个文类更是面向普通市井读者，所以汇编自民间话本的“二拍”生动而鲜活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趣味是一个必然结果。作为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与原有宋元话本的区别，不仅在于文学史上标注的其形式上向着案头阅读小说的转变，语言文字经过润色后推进了白话小说的发展，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上在体现出了雅、俗文学在晚明的高度融合时，即便冯梦龙与凌濛初不受“义利之辨”的束缚表现出了相当的市民与商人属性，却依然保持着士人与普通市民、商人之间的距离。因此，“三言”“二拍”在整合民间话本表现市民与商人的喜怒哀乐时，有着士人阶级特有的滤镜，我们在阅读时需要仔细辨明。
《初刻》卷十一《恶船家计赚价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出现了一位配角——诚实而不太走运的湖州姜客吕老汉，他的死与生作为这桩公案剧的开头与收束，也是当时活跃在江南地区行商处境的一种隐喻。故事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王生春日薄醉回到家门口，撞见湖州姜客吕老汉与两个家僮因姜价争执，因醉酒使性连打了吕老汉几拳，将他推倒，不想吕老汉痰火病发，跌倒不起，吓得王生酒醒，赶紧将他扶进屋酒水招待，并送上白绢一匹赔罪。谁知吕老汉前脚离开王家，后脚渡口的船家周四送来吕老汉的竹篮与白绢，谎称吕老汉痰火病发死在船上，并向王生勒索了六十金封口费。王生情急之中匆匆托家丁胡阿虎将船家运来的尸体掩埋。一年后王生痛打吃酒误事的胡阿虎，谁料胡阿虎为泄私仇联合船家周四到官府告发王生，使其遭受牢狱之灾，挨过半年险些死去，幸亏此时湖州姜客吕老汉回访王家，使得这桩公案得以合理解决。
湖州姜客吕老汉在这个故事中只担任一个配角，诚实质朴的他代表着平民世界中一股基本的善良守序力量，故事开始他在王家门前与两个僮仆为了生姜价格争执则显示了彼时江南地区农产品商业化的特质。因湖州处在江南苏杭都市圈的中心位置，历代的水利交通建设构筑了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络，像生姜这样商品化的农产品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湖州利用自身诸多的先天基础优势，两宋以降大力推进农产品商业化，走上了农业专业分工的道路，除稻麦外，湖州的商品性农业涉及蚕桑、茶叶、苎麻、果树、蔬菜、花卉、渔业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二拍”系列故事中多有提及湖州的丝绸，《二刻》卷六《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中更直接借刘家的仆人夸奖道：“前日分明再此，与我吃的是湖州香稻米饭，苕溪中的鲜鲫鱼，乌程的酒。”苎麻作为江南地区夏布的材料，出现在《初刻》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太湖流域的强盗因接连三次抢劫苏州王生，为表歉意抛给了他一批苎麻，谁料这批苎麻层层包裹了五千多两白金。
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难迈出闺阁，传统社会结构中也缺少女性与男性公平竞争的职业，妇女缺少经济独立的基础而必须仰赖家庭结构。女性能够在社会空间自由活动的两大职业，一个是尼姑，一个是娼妓。“二拍”中被迫走出家庭的女性，从姚滴珠、郑蕊珠这样的平家女子到活在贵族顶层的真珠姬，在离开家庭保护的那一刻开始，面对的便是社会赤裸裸的欺骗与暴力，失贞乃至沦入风尘成为他人的“赚具”，这是“二拍”中失足妇女的共同遭遇，只有少数像陆蕙娘一样幸运且有行动力的妇女才能走出网罗。同时，女性在家庭内部很多时候意味着受到稳定的欺辱，《初刻》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娇羞的新婚姚滴珠便是不堪忍受潘家公婆每日无端责骂，才愤然出走寻求娘家庇护，不料离家出走旋即遭遇诱拐。
彼时性早就成为了金钱消费的重要对象，女性被动或者协同地成为“赚具”的故事频频出现在“二拍”之中，《初刻》卷十六回《张溜儿熟布迷魂阵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的女主角陆蕙娘，在落难时刻抓住机会巧妙地摆脱他人“赚具”的困厄，作者抓住了陆蕙娘脱离苦海的精彩瞬间，而她所遭受的苦楚则在沉寂无限的留白之中。《初刻》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与《二刻》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卷十四《赵县君乔松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这几回骗局中性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堪称“二拍”之中情节最为跌宕起伏、设计最为精彩、人物反应情绪表现最为饱满的故事。相反，像《二刻》卷三十二《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这样的家庭道德模范剧的情节就机械而僵硬，同时人物随着道德观念的历史变迁而失去光彩，变得苍白无力。
在冯氏主情论的逻辑下，因情而私奔成为了一种正义。凌濛初在“二拍”中实际上也贯彻了冯氏的主情论，他不仅像冯梦龙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样在《二刻》卷三十五《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安排主事官员以成人之美的态度解决青年男女“生米煮成熟饭”的问题，更在《二刻》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中将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塑造成一个偏执狭隘、意气用事的昏官，这是一种相当大胆的书写。对比同时代冯梦龙鼓励书商刊印《金瓶梅》的行为，“二拍”中不时铺排的性描写其实还是显得相当克制。贞洁观对人的束缚不再那么绝对，比较典型的是《二刻》卷三十八《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中的莫大姐因情私奔却惨遭同乡奸人郁盛设计出卖，沦为娼妓四五年，最后与原夫徐德离婚，与钟情的杨二郎成婚，官员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显得公允而遵循人情，杨二郎也并未嫌弃莫大姐的失身。
凌濛初作为士人所拥有的良心，如同一轮明月一般映照在江南的深夜，以朴素真挚的人道主义精神观照到了社会无常变化中最悲惨的人事。而这些最悲惨的民间故事之中，女性往往不会缺席，女性真正的被旧社会逼成了怨鬼来获取一种虚构的正义补偿。在“二拍”系列故事中，虽然女性极难有机会去走出家庭，女性在意识上也没有达到审问家庭结构的境界，但是彼世界中女性已经开始有主体自觉，对于家庭结构中对情感与性的追逐，是众多女性角色的共同呼声。拥有一定的自由追求同时又驯服于家庭结构，是彼时客观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女性较好处境，也是彼时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女性自由的上限。但我们需要明白，“二拍”故事所发出的女性权益呼声的参考坐标系不是现代社会，而是像明初竖立在徽州的一块块吃人血的贞节牌坊。
“二拍”系列故事中出现的若干才子佳人故事还没有完全成型，表面上可能鲜花着锦，却又明摆着破绽累累，仿佛一面迎合市井中的观众宣告门当户对大团圆结局的降临，一面又向聪明的读者告知这个敞开的故事面临的多重结局。就静观的故事而言，我们读到翠浮庵中那位殒命庵主床笫的青年男宠分明也被赐法名“静观”时，不难想象作者向我们传递的悲剧信息，也正因为如此危机四伏的环境，在细细品味这个故事时，才能明白在文本留白处静观具有的勇气与智慧。另外，我们可以在还可以读到《初刻》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等美丽曲折故事背后鲜明而残酷的悲剧性。我们越俯下身审视“二拍”文学世界的下层，则越能发现女性在其中所处的悲惨地位。
彼时主流价值观所允许的女性觉醒程度是十分有限的。绝大多数女性仍像静观一样依附于家庭结构，乐于担任贤内助，《二刻》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㑇梅香认合玉蟾蜍》、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卷三十五《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这类才子佳人式的故事中，即便是文武双全、在才智上不输于男人的闻蜚娥，在女扮男装被识破面对心上人杜子中求欢时，立刻陷入被动状态，献祭出自己的贞洁，末了只能叹息：“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愿遂矣”，虽然绝对的贞洁观松动，但是外在的社会结构却没有变化，女性的贞洁依然具有绝对重要的价值，女性被男性作家给予的自由仅限于选择情感对象的自由，她们甚至没有拒绝这个合情合理的好对象的权利。当《初刻》卷三十《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中的唐赛儿拥有武装，其带来的也只是社会混乱而非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唐赛儿只成为了女版的何正寅而没有去思考女性的出路。以上种种，表明了“二拍”的思想都没有逾越当时的主流思想。
《二刻》卷二十六《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中，湖州府钱篓老廪膳秀才高愚溪将自己一生积蓄三百两银子散给出嫁的女儿，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这故事的前半部分像极了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不同的是，高愚溪有着一个善良朴素的侄子高文明在危难时刻无条件支持，高老头即便死后也只有陌生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扶柩。民间话本更是在高愚溪故事的结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知恩图报的钱御史来力挽狂澜，用两千两白银而非道德教育了高家三姐妹。作为题外话，这个明显画蛇添足的大团圆结局暴露了彼时民众默认的一个事实：巡历地方，祛蠹除奸，雷厉风行的李御史虽然自己只前后两次给了老师高愚溪二十四两银子，但高愚溪在李御史拜访前后的半年里，足足收获了两千余两。这分明都是民众所默认当时官员合理的灰色收入。
相较于高愚溪平民家庭破败之际的窘迫，《二刻》卷十《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则演绎了封建望族大家持家的智慧。若以“家庭的兴衰”这个核心维度去审视“二拍”系列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这则吴兴旧事，堪称“二拍”系列故事中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道德核心的典范。这事纠纷并不复杂：湖州吴兴莫家七旬的莫老翁与奴婢双荷偷情，因莫老翁畏惧发妻莫老妈厉害，寻了个由头将怀孕的双荷转嫁给城花楼桥卖粉的朱三。五个月后双荷生下一子，秘密告知莫老翁，不久街坊领居以及莫家儿子媳妇也都知道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只瞒着莫老妈一个。一日莫老翁病逝，城内出名的破落户“赵家五虎”一行，寻着朱三使坏出了一个计策，让朱三写个一千两的借据，携着朱家儿子莫小三前往莫家哭丧，实则要挟莫家分家产，即便失败也可以凭着借据反咬朱三一口。结果莫大郎一眼识破了“赵家五虎”一行的想法，说服莫老妈认了莫小三，并帮助朱三在官府惩治了“赵家五虎”一行泼皮无赖。
故事获得了大圆满结局，莫大郎对忽然出现的家庭财产纠纷仁义智慧的处理方式堪称封建家庭的典范。金钱面对不同阶级的人出现了天渊之别，“赵家五虎”要挟一千两已然是异想天开狮子大开口，而对于望族莫家来说，比起金钱的损失来说，更烦恼的是血亲莫小三被光棍拐去不断滋扰家庭，影响家族长久的稳定。比起莫老妈只注重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莫大郎的智慧在于能够将目光放在更长远的家族未来上，当然隐藏的前提是莫小三作为庶出后生实际上并不影响家族内财产分割秩序。莫大郎的所作所为符合儒家礼数，为人称道，但要知道儒家所规定的长幼有序，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家族及政权内部的稳定。父系社会合法继承人的问题在《初刻》卷二十《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卷三十八《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二刻》卷二十六《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卷三十二《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都有提出，金钱即便在贫穷的高愚溪那里，面对家族继承人的问题，也可以悬置。但女性问题结合了具体的阶级问题，在这种讨论父系社会合法继承人问题时候显得尤其突出，双荷与刘元普故事中的奴婢朝云，作为奴隶制在封建社会中的残余，根本没有人身权利可言，这是需要我们在阅读时注意的。
权力与金钱交织而成的世界底色最常见的表现是不良的平民百姓偶然间抓住邻人的把柄便将其作为赤裸裸要挟金钱的权力。莫大郎的故事比较以上列举的几个故事，“赵家五虎”这些个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刻画上显得尤其饱满出色。在《初刻》卷三十《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何道士与唐赛儿勾搭成奸后，故事迅速演出了一幕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邻人马绶、福兴、牛小春一干帮闲知晓沈家豆腐坊的猫腻后，协同陈林及妻子钱氏先礼后兵前往唐赛儿住处捉奸，却因为何道士与唐赛儿的妖术，众人在屋内闹得鸡飞狗跳却只扑了个空，碰了一鼻子灰。在这一出精彩的闹剧中，所有人都是丑角，道德与正义却是缺席的。我们难以想象如果莫大郎家是阶级比较低的富农，这个故事会走向怎么样曲折的结局。
《初刻》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抱怨》巫娘子向丈夫陈明失身欲夺剑自刎明志，贾秀才作为一个真丈夫得知后真相气得毛发倒数，但并没有拿着贞洁观去压迫妻子，而是冷静下来与妻子通盘考虑后设计一雪冤仇。贾秀才在封建道德范围之内以及世家大族的利益约束之下的爱显得更为真实感人；卷十六《张溜儿巧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身陷他人摆布的陆蕙娘心许沈灿若时，也要先问清楚其在京中是否有势要相助，再冒险展开解救自身的行动；《二刻》卷二《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少年围棋天才周国能凭借一技之长便立志云游四方的气概不输于今人；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管行三昧戏》中神偷懒龙对金钱的态度，已到达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道家哲学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