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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现古学的诞生地。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的考古发掘书写了中国现古学的第一页，三门峡也因之成为国内最早开展科学考古的地方。百余年来，几古人在三门峡大地上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也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三门峡考古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同岁、同步，堪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用已被各方认可的十项“之最”或“第一”来概括三门峡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和事件，梳理总结其经过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以及对考古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意义。
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聚落遗址，对中国现古学和史前考古学的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雇员主持、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史前遗址考古发掘。虽然安特生是瑞典学者，经费也来自瑞典，但他的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也是当时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持有农商部“护照”。参与和协助发掘的中国学者袁复礼及刘长山等五名助手均来自地质调查所，外籍学者师丹斯基当时也受聘于该所。发掘工作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中国自己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的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团体考古发掘性质（1）。其二，这是第一次以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为目标的科学考古发掘，找到并辨识出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首次以科学实证的手段将中国早期历史从不完全的文献记载与神话传说追溯到史前遗存，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个如何通过田野考古复原历史的工作范例，彻底改变了世界学术界对中国石器时代文化的看法。其示范效应，旋即激发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古学，开始了中国学者通过考古学探索早期中国民族与文明起源的历程。“而在安氏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介绍考古学的文章，还是任何一项考古活动，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作用。”（2）其三，发掘工作采用了西方田野考古方式。首先是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如发掘之前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确定发掘地点；发掘采用布开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使用从美国引进的手铲、毛刷、铁镐、铁钩、皮尺、卷尺等先进工具。其次是遗迹遗物记录，如采用自上而下按顺序编层，详细记录出土遗物的数量、种类和特征，运用类型学方法划分器类，挑选标本描述、绘图、拍照；使用国际考古学术语，记录和描述出土遗物。再次是研究方法，如地质地层学原理的引入、遗址地质地貌的分析、地形的测量和调查、类型学的引入和初步使用、人类学思想和方法的引入、植物考古学的运用以及中外专家合作、多学科专家参与等。最后，及时对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开展研究，在较快的时间完成和发布考古报告《中国远古之文化》。这些新的发掘与研究过程，基本涵盖今天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和研究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它是中国自己的科研机构一项有计划、有准备的系统性科学工作，一项以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为目标的科学考古发掘，找到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成功触发了中国史前研究最关键的一个按钮，也引发了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一系列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二是在探寻中国远古文化的方法上，采用了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而与中国传统考古学的金石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个特点直接导致中国现古学和史前考古学的开端，开启了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新时代。第二个特点则为后来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基本操作步骤，为中国田野考古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从此，中国田野考古发掘逐步开展起来，并且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考古学也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历史文化研究和社会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早明确肯定仰韶村发掘意义和安特生中国史前考古学和现代田野考古学开拓者地位的是近代中国人文科学的主要奠基者和组织者，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他在1930年所作《考古学新方法》的讲演里明确指出：“首用新方法的人，为瑞典人安特生，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1）西阴与殷墟遗址发掘的主持者，被誉为“中国现古学之父”的李济也多次指出：“第一次从事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是已经提到的安特生博士。”（2）“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仰韶村发掘“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3）这种看法后来为考古界广泛接受。如严文明认为，安特生所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那是在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应用近代方法，并且是工作量较大的一次工作，标志着中国近古学的开始”（4）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也说：“1921年，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5）
回京后的安特生即着手对仰韶村发掘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并于1922年1月24日和3月27日，分别在北京中外学者组织的“文友会”和中国解剖学人类学协会例会上演讲，介绍仰韶村的发掘和研究，引起听众极大关注。时任《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胡适听后深知这次发现“是中国古史学上的一件极重要的事”，当时即请安特生为该刊撰文说明这次发掘的原委，后者因忙于撰述转而推荐了他的朋友袁复礼。袁复礼从美国专习地质学学成归国，任地质调查所技师，既是仰韶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成员，又帮助安特生整理发掘资料，自当是撰文的不二人选。但因袁复礼要去河南参加发掘，“行期很逼迫，不能作文”，所以胡适只好请他“先替我们做一篇简短的记事，以后再做详细的论文。”（2）于是，袁复礼写成《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发表在1923 年1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内容包括仰韶村发掘的缘起、遗迹遗物发现及学术意义等。这是目前所知仰韶村发掘和仰韶文化发现的第一次公开报道，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第一篇中文考古简报。
1923年10月，安特生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正式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考古报告。报告分为英、中文两部分，英文由安特生自撰，中文部分是袁复礼据英文主要内容节译。这是第一部介绍和研究仰韶村遗址和仰韶文化的专著，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部考古报告和第一部中英文双语的考古报告。报告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仰韶村遗址及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及获得的遗迹遗物信息，其中既有工作方法的介绍，亦有大量的地层和遗迹、遗物的描述，还包括不少遗址地貌背景的技术和分析。报告对仰韶文化遗存的性质做了初步的阐述，在明确认为仰韶文化遗存是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同时，提出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甫一发表便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讨论仰韶遗存的主要资料依据和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必读的书，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发掘研究报告”（1）。
也正是在这部报告中，安特生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仰韶文化”的命名。他根据仰韶村遗址出土遗物“已足代表古代文化中之重要时代”，故提议“应有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讨论。”“余即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安特生原文是“TheYangShaoCulture”，即仰韶文化——笔者注）。”对于仰韶文化的族属和人种，安特生以为“据已发现之各器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为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余个人意见，则意味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其时代，“予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因此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2）。
安特生之所以以“文化”命名之，是考虑到相同文化性质的遗存不止一处，“此时代之遗迹，河南它处亦有发现。”而仰韶村遗址“足代表古代文化中之重要时代”，同时也有强调对文化历史研究的涵义。而使用“仰韶”这个小地名，是因为仰韶村遗址是最先发现、最先认识的代表性典型遗址。这种由安特生始创的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法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影响深远，此后由首次发现且经过研究具有典型特征的小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遂成为一种学术惯例，至今仍为学界所遵循。由于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明显特征，1933年梁思永在《后岗发掘小记》中，率先形象地称呼它为“彩陶文化”。但因这种“特征命名法”概念不够清楚，定义比较含糊，易引起误解，现在已很少使用了。
因仰韶村遗址发掘而命名的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第一个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依靠现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确立的中国史前文化。“在仰韶遗址发现之前，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有史前文化，即便有也是从西方传来的。仰韶村的发现证明，中国不仅有史前文化，而且非常发达，很有特色。”（3）从此，仰韶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著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仰韶文化成为史前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科学研究中最具魅力的课题。百余年来，经过几古学家的努力，全国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已超过5000处，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内蒙古、四川等10个省区，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它以豫西、晋南、关中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极为稳定的核心区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脉，影响着周围的其他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仰韶文化考古发现的大幅增加和研究的深入，1985年，张居中提出仰韶文化包含了多支有不同来龙去脉的文化系统，应将这些文化系统各自命名，连同周围地区大体处于新石器晚期同一阶段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多支考古学文化统称为“仰韶时代文化”（1）。稍后，1989年严文明使用“仰韶时代”一词，作为与龙山时代共同构成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时空框架（2）。1996年，张忠培正式使用“仰韶时代”来指称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它以仰韶文化为核心代表，包括同时代环绕仰韶文化的诸支考古学文化，是史前社会繁荣与向文明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左右（3）。仰韶时代概念的提出是中国考古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成果，它将中国古史向前推进了一个历史阶段。因此，很快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广为流行。仰韶村遗址因此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而且具有了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命名地的荣光。
庙底沟遗址位于原陕县老城南关东南（今属三门峡湖滨区崖底街道韩庄村）的黄河支流青龙涧河南岸的黄土台地上，面积36.2万平方米。1953年发现，1955年10月经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复查，于1956年9月至1957年7月，由安志持进行两次大面积揭露，发掘面积4480平方米，发现该遗址具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东周时期的三层堆积，以仰韶层最为丰富，除发现少量的房基、墓葬和灰坑外，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与西安半坡遗存有明显区别的另一类仰韶文化遗存，彩陶曲腹钵与曲腹盆、双唇口尖底瓶、鼓腹罐、釜、灶为代表的陶器群具有明显特色，器具制作、纹饰更为精美，文化面貌与早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接近，却比西阴村遗存更为丰富，于是安志敏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多年以后，2002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1.8万平方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庙底沟遗址的内涵，证明它是一处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文化遗存，其中最丰富的当数庙底沟类型。
庙底沟类型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个划分确认的仰韶文化文化类型。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时，因将龙山与仰韶两种文化遗存混在一起，造成仰韶文化内涵杂乱，极不统一。庙底沟遗址首次发掘划分出文化内涵单纯的仰韶文化层，首次明确发现庙底沟类型的半地穴式房址，首次发现成批量的庙底沟类型的灰坑以及人骨乱葬坑与猪狗祭祀坑、首次明确发现成批的庙底沟类型典型陶器群，首次全面展示了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的基本特征。众多的首次发现，使得仰韶文化的文化内涵和基本特征首次得到了经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清晰表现，彻底廓清了由于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所造成的、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仰韶文化内涵的混乱。同时，庙底沟类型的划分和确立，开创了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划分研究的先河，为后续考古学文化类型和分期划分与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标杆。1961年，庙底沟遗址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21年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国内最大的庙底沟文化博物馆也在同年建成开放。
随着庙底沟类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其地位和意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升。1986年，张忠培最先提出庙底沟类型可以命名为单独的考古学文化“庙底沟文化”（1），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2011年王仁湘提出，庙底沟文化可以代表和反映仰韶文化的面貌，它在仰韶文化中影响最广最大，近些年提出的所谓的“仰韶时代”，其实指的主要是庙底沟时期，径直称为“庙底沟时代”更妥当明确（2）。随后韩建业提出并论证了庙底沟时代的内涵，认为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不仅使庙底沟文化分布的地区形成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更使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他将这个共同体所处的时代称之为庙底沟时代，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200—3500年，时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庙底沟时代是与“龙山时代”相对应的概念，它的到来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3）。从庙底沟类型到庙底沟文化，再到庙底沟时代，绝不是由“类型”到“文化”的简单升级，而是仰韶文化研究实践及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对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后续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1956年的庙底沟遗址发掘，除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存外，最大的成果还是这次发掘首次发现了叠压在仰韶文化遗存上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共揭露房址1座、灰坑26个、窑址1座、墓葬145座，包括首次发现的深半地穴弧壁圆形房址、首次明确发现的竖式窑、首次发掘揭露的埋葬有规则的墓地，以及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安志敏在发掘中发现，庙底沟等遗址的仰韶和龙山文化不仅有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化内容上也互不相同，并不见所谓“混合”的痕迹。庙底沟遗址发现的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面貌上既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所谓“河南龙山文化”不同，而介乎两者之间。由此安志敏认为这批“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却不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畴，它具有新的特点，很像是从仰韶到龙山的一种过渡阶段。由于在文化性质上和龙山文化比较接近，故暂列入龙山文化中而称它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以资区别。”（1）随后他在同年发表的《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称其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认为它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具有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最低说明了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发展而来的，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上提供了有力的线）。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庙底沟遗址发掘命名的又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国内少有的同一个遗址命名两种考古学文化的遗址。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对庙底沟遗址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发掘，进一步证明庙底沟遗址是一处涵盖仰韶文化、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文化为主的文化遗存，在距今5900年至4800年的时间段内里，一直都有人类频繁活动，具有鲜明的文化连续发展和延续时间长的特征（3）。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石器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一，首次发现和揭示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性遗存和地层叠压关系，证明庙底沟二期文化上承仰韶文化，下启龙山文化，是由仰韶到龙山的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这一发现不仅弄清楚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从早到晚的关系，解决了仰韶和龙山文化的性质及其分期问题，而且把二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过渡环节，填补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空缺；其二，首次发现和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及仰韶文化的去向问题，不仅证明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也说明河南和陕西的龙山文化又是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发展来的，在明确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传承关系，彻底终结20世纪30年代以后长期流传的龙山、仰韶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和“混合文化”说的同时，完整地建立了从仰韶文化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再到龙山文化连续发展的年代序列，首次证明了中国史前文明连续发展的史实。其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命名其使用序数指代不同时期考古遗存的文化命名方法，“有别于此前和当时流行的以‘上层’和‘下层’命名同一遗址不同时期考古遗存的文化命名方法，从而规避了以‘上层’和‘下层’命名考古学文化所具有的诸多弊端，”（4）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这为后续考古文化的命名提供了可供参效的标本。
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晋西南、关中和陕北地区，代表了由仰韶向龙山文化过渡这一新的时代。由于仰韶文化晚期中原文化发展低迷迟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崛起，使衰落的中原重新焕发生机。至其发展的后期阶段向周边地区扩张，向东形成了环嵩山的以偃师二里头、郑州站马屯早期、告成北沟等为代表的龙山早期遗存；向北扩张，促成了陶寺文化的诞生；向关中西部的发展，形成了浒西庄类型或案板三期类型；再往西的陇东地区则是常山下层文化，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文化圈（1）。正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上承仰韶文化，下启龙山文化，传承了植根于仰韶文化中的中原文明精神，并将其传于中原各地，使得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重要变化，迅速进入龙山时代，最终迈入了文明时代。
三里桥遗址位于陕县城东关外（今三门峡市开发区三里桥村东南）青龙涧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与庙底沟遗址隔青龙涧河相对，面积约18万平方米。1957年4月至11月，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安志持下对三里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1526平方米。三里桥遗址也具有仰韶、龙山和东周三层堆积。仰韶文化遗存主要在遗址东部，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在西部，地层互有交错。其中仰韶文化遗存发现清理灰坑47个、墓葬2座、窑址2座。出土陶器复原19件，龙山文化遗存发现清理灰坑103个、墓葬1座、窑址1座，出土陶器复原69件。安志敏注意到这里的仰韶层尤其是陶器特征不同于庙底沟，而同西安半坡时间上有接近之处，而龙山层（即三里桥二期）则属于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明显是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由于三里桥龙山陶器面貌与山东日照两城镇及陕西长安客省庄具有相同性，呈现了两者在此共存的现象，安志敏认为这“或者可以说明三者在年代上是大体相等的，至于彼此之间的不同，可能是代表着地方性的缘故。”（2）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三里桥类型的概念，但已认识到三里桥龙山遗存与其他二者的地域性差异，首次也是很自然地将三里桥二期放在龙山文化内部不同文化类型之中。
随着田野考古和研究的进展，1978年吴汝祚首先明确提出了“三里桥类型”的概念，并将之归入后冈二期文化（即河南龙山文化）四个类型之一（1）。随后，又有学者将其纳入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之中，归属“河南龙山文化”或曰“中原龙山文化”的“三里桥类型”（2），也有学者纳入客省庄文化的一个类型（3）。1981年张忠培认为，三里桥遗址的发掘使三里桥类型的文化面貌、特征以及共生关系变得明晰，可以暂称之为“三里桥二期文化”，代表了豫西龙山文化遗存，与伊洛—郑州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区的后岗三期文化同为河南龙山时期三个区域考古学文化（4）。2000年董琦在《虞夏时期的中原》一书中提出“三里桥文化”的命名，将其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5）。2002年，张忠培修改了此前提法，明确提出三里桥二期文化可直接称为“三里桥文化”（6）。
三里桥文化主要分布于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区，包括渑池以西的豫西地区、汾水以南的晋南地区和关中华山以东地区，是龙山晚期一个有自己的渊源和发展谱系的独立的史前文化，有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既与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又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三里桥文化最鼎盛时期，向周边扩展，与其他文化相互混合、交融，分别在晋南、晋西南、豫西和晋东南形成了陶寺—三里桥文化和东下冯文化，于豫北冀南形成了后岗二期文化，与关中形成了客省庄二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向东到达伊洛河流域，并与嵩山以西的当地土著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推动了夏代早期河洛地区复杂的文化局面的形成，客观上成为二里头文化形成的先声（9）。因此，“二里头文化被许多学者视为是首先从庙底沟和三里桥建立起来的文化发展程序中的夏文明”。（10）三里桥文化与黄河流域其他龙山文化一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促进中原地区最早迈入文明时代。
《庙底沟与三里桥》是新中国成立后编写出版的第一部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专刊。全书由安志敏确定编写体例，并与另外两位发掘者谢端琚、郑乃武共同执笔编写，分为序言、庙底沟、三里桥、文化性质及年代和结束语五个部分。报告系统整理了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的发掘成果，首次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首次从仰韶文化中划分并确立了庙底沟文化类型，首次确立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其文化面貌，首次确立了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的基本内涵，通过类型学分析论证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形态，并率先使用地层叠压关系与器物组合比较法建立起了中原地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体系，厘正了长期以来较为混乱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清晰地展示了豫西地区仰韶文化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首次证实了中国新石器文化连续发展的史实。在编写体例上，既继承1934年梁思永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专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开创的体例，又有许多创新，其最大特点是以简洁的方式全面公布各项发掘收获与资料以及研究认识，数据详实程度亦为同期报告之最。
“《庙底沟与三里桥》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古发掘研究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1），甫一出版，即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长期作为高校考古专业必读书目，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讨仰韶文化年代分期、地方类型、社会性质的最重要资料，被誉为“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世界考古经典之列”“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标杆之作”（2）。不仅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仰韶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分区研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关系的探索迈出关键一步，而且开创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与谱系研究的新局面，推动中国考古学从孤立发现走向系统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1959年安志敏、石兴邦等率先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说（3），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此，陈星灿评价说：“《庙底沟与三里桥》这份报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改变了原来的东西二元论，代表着中原中心论的开始。”（4）
从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到《庙底沟与三里桥》出版，时间不过两年，而且报告编写水平高，叙述客观、准确、清楚，这种快速的工作与研究方式，不仅使得学术界较早地了解到遗址发掘的收获与研究成就，也为后续全国范围内的田野考古编写提供了可借鉴的标杆，推动了田野考古及其考古报告编写工作的规范化发展。2011年，文物出版社又推出中英文双语版《庙底沟与三里桥》，英文译稿由美国考古学家波尔西和瓦特费尔赛维思在1980年代完成。陈星灿在《双语版后记》中写道：“《庙底沟与三里桥》是第二部被美国考古学家翻译的中国考古报告，至今还经常被人引用，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价值毋庸赘述。中文与英文对照出版，使国内外读者一册在手，都能使用，又使更多的青年学子知道如何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述某种考古现象或考古遗物，则幸何如也！”（5）
三门峡水库是黄河上规划兴建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在即，因此是整个黄河水库考古工作的主要区域和重点项目。1955年10月黄河水库考古首先在这里展开，首批40余名队员分10个调查组，调查地点基本覆盖了水库淹没区，后又增1组负责陕县新城区（即今三门峡市区）基建工程的钻探。经过一个多月的全面普查和次年的重点复查，共发现化石产地10处、古代遗址211处、古墓葬73处、古代纪念物（包括古建、碑刻、题字等）13处（1）。1956年下半年开始，转入重点发掘。至1959年，共发掘遗址十余处，其中安志持的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发掘，林寿晋主持的上村岭虢国墓地和和后川东周墓地发掘，俞伟超主持的刘家渠汉唐墓地发掘和三门峡漕运遗迹勘察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外，调查所获的其他遗址遗物也通过拍照、测绘、拓印等手段形成图像资料，为淹没地点留下了唯一的考古资料，对于复原整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意义重大。调查和发掘期间考古队的工作内容与成果及时向黄委会及相关设计、施工单位提供报告，为黄河规划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对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意见和方案，确保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顺利按时开工。所获学术成果也颇为丰富。除发表8篇考古简报外，还以考古学专刊的形式出版《三门峡漕运遗迹》《庙底沟与三里桥》《上村岭虢国墓地》《陕县东周秦汉墓》等4部考古报告，数量占全部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专刊的三分之二。这些成果填补了三门峡地区多个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空白，解决了中国考古学的许多关键问题，其学术成果享誉中外，成为研究三门峡地区乃至中华文明史的宝贵资料，至今仍被学界频繁引用。
黄河水库考古开创了新中国基建考古新模式，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无配合基建考古的经验，建国后，尤其是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中科院考古所将配合黄河水库建设作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的新发展的里程碑”（2），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规划制定、队伍组建和人员入场等一系列工作，首次以文物主管部门主导、建设单位协同、考古机构先行的组织协调方式，将文物保护置于基本建设流程的前端，在建设前对可能涉及的文物遗存进行系统调查，并在水库蓄水前完成淹没区的考古调查、重点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开创了基建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并行的先河。考古队所创立的“三步工作法”，即先开展“全面普查”（摸清淹没区所有遗址分布），再进行“重点复查”（筛选价值最高的遗址），最后实施“重点发掘”（集中力量抢救核心遗存），作为基建考古的核心工作模式，至今仍被广为采用。建国初期，基建考古的发掘经费由文物部门承担。黄河水库考古开始后，1956年1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在三门峡《水库清理工作设计任务书（说明）》《综合调查提纲（初稿）》和《规划设计提纲（初稿）》中提出库区淹没的文物古迹的调查、规划和处理，均由中央各有关部和各省承担。遗址、墓葬的发掘和搬运，按土方量和投劳数列入水库清理费（3）。1957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配合黄河水库考古发掘经费由基建单位承担（4）。至此，我国基建工程考古前置、建设方承担考古经费的基建考古制度，从理论和规划层面都落到了实处。这一做法随后作为一项法规延用至今。“这也是黄河水库考
汉唐时代，黄河是连接关中与中原的主要运输通道。为保障漕运，历代王朝在三门峡黄河两岸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治栈道工程。1955年10月24日，夏鼐到三门峡商谈库区配合工程建设进行考古时，在河边发现了人门栈道遗迹，遂有意开展三门峡漕运遗迹的全面调查，并指派时年22岁的俞伟超做先期调查。12月11日，俞伟超等在人门岛半腰上发现古栈道及100多处大量汉唐题刻，心情激动不已。他后来回忆说：“像那样的激动我也只有两次。”俞伟超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研究古代黄河漕运独一无二的机会。于是回到洛阳的当晚，便给夏鼐写了长达16页的信，报告当天发现情况（4）。夏鼐当即决定抽调6人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第一组开展全面调查，俞伟超任组长，主持工作方案与计划的制订与实施。1956年1月9日—2月8日及10月27日—11月4日，他们在三门峡人门及其以东黄河两岸10公里范围内，发现人门12段、鬼门2段及下游7段，计21段古栈道遗迹，还发现了开元新河遗迹和河岸崖壁上的摩崖题刻，找到了唐代陆道、集津仓、盐仓等遗迹。1957年3月至6月，又对题刻全部进行重拓，并凿取13块重要题刻取回保存。1957年夏起，俞伟超利用在北京大学读研的时间执笔完成了《三门峡漕运遗迹》考古报告，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列为《黄河水库考古报告》首号，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8号。这是当年黄河水库考古队所发表的全部报告、简报中，唯一以漕运为主题的专题性考古报告，也是俞伟超一生撰写的唯一考古报告。
三门峡漕运遗迹调查是考古学史上开展最早的以交通遗存为学术目标的大型田野考古实践。“类似的工作在我国过去从未进行过，毫无经验。”（1）俞伟超等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首次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三门峡漕运遗迹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记录，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和文字资料，首次揭开了历史上这一极其艰难的宏伟工程的真实面貌，这标志着交通考古作为一门考古学分支学科的自觉和发端。由调查成果编写的《三门峡漕运遗迹》是中国第一部直接考察交通遗迹的考古报告，被誉为“中国交通考古具有经典意义的收获”（2）。报告明确地将黄河漕运遗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零散的漕运遗迹整合成漕运系统的整体认识，展示了如何通过考古学方法复原古代的漕运线路、工程技术、运输方式和组织管理，重建和解读古代黄河漕运史实，明确了交通考古的学科定位，树立了交通考古的标尺与编写漕运遗址报告的范例。所形成的“调查—测绘—发掘—复原—与文献比对”的完整研究范式，为后世交通考古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所采用的对栈道遗迹进行“逐孔测绘”的精细化记录交通设施形制的方法，至今仍是交通考古的核心技术手段。所建立的黄河古栈道的年代序列，为古代栈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比对标准。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报告秉承透物见人、复原社会历史的撰写理念，不仅记录文物遗存，还注重对历史环境的研究，结合文献记录，复原当时黄河水势变化、漕运需求、技术水平等，解释不同时期漕运遗迹出现的原因，生动再现古代漕运活动及其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人地互动的历史场景，将交通遗迹从孤立的工程遗存提升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物质镜像，不仅大大深化了古代黄河漕运的研究，而且推动了古代交通史、古代工程技术史和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更为中国交通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重要条件（1）。1997年秋冬至1998年，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三门峡以东新安县八里胡同峡长约5.5—6公里的黄河南北两岸发现古栈道遗迹4段，总长2000余米。在盐东村黄河岸边发掘了与黄河漕运与军事布防有关的汉函谷关仓库遗址。考古成果形成了《黄河八里胡同栈道的勘测》《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等报告（2）。1997年3—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以俞伟超他们调查范围的东端为起点，向东在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黄河北岸98公里的地段内，发现古栈道遗迹45处，累计长4517米，其遗迹包括不同形制的壁孔、底孔、桥槽、历代题记等。2004年又进行了复查。随后出版有《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考古报告。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在艰苦和危险中做古人留给我们的考卷，全靠有一位老师经常在身边指点，即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著的《三门峡漕运遗迹》一书。有了俞先生他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卓越工作给我们指路，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在调查、勘测和后期研究中似有老师耳提面命，能有这样的幸运实属不易。”（3）山西河南两省进行的漕运遗迹调查，是继黄河水库考古队进行的三门峡漕运遗迹调查之后又一项重大发现，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体现出学界对交通考古所取得的进步的肯定。
虢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重要的姬姓封国。虢国的发现起初是因三门峡虢国墓地，墓地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东北约1.5公里的上村岭上。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1956年冬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湖滨火车站工地发掘了1052号太子墓，据出土的“虢大子元徒戈”，发掘者推断该处可能为虢国墓地。随后在1957年由林寿晋主持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马坑1座马坑，出土工具、武器、车马器、生活用具、礼器、乐器、装饰品等1.4万余件，其中铜器181件、带铭文的14件。1959年春又补做其中1座车马坑的工作。整个过程“充分显示了发掘的科学性。1820号墓成组串饰的清理，1727号车马坑的清理，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掘技术之高超水平。”（4）
《上村岭虢国墓地》是第一部研究和介绍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诸侯国墓地考古遗存的考古报告。报告以墓葬单位为核心，逐墓详细记录出土物，以成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陶器、青铜器等主要出土物进行系统的分型分式研究，并将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有机结合，通过两者的相互印证和补充，实现对虢国墓地及虢国历史的深入理解。《上村岭虢国墓地》所确立的一套处理大型封国墓地的研究方法与编写规范，奠定了两周封国考古的基本范式，拓展了两周历史文化研究新视域，为后来的两周封国墓地考古提供了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诚如徐苹芳所说：“（林）寿晋所进行的虢国墓地的研究，是以科学的考古发掘为基础的东周国别史的研究，这个新的尝试为以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了例参”（2）。
虢国墓地的发掘，还直接推动了后续数十年的虢国遗存发掘与研究。1990—1999年，在姜涛主持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对虢国墓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清理发掘18座墓葬、4座车马坑、2座马坑，出土各类文物2.3万余件。不仅找到了虢国国君兆域，而且发掘了2001、2009两座国君墓，确认了虢国墓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两周时期的大型邦国公墓地。由于周天子级墓葬至今无一面世，这两座墓葬就是目前发现级别最高的大墓，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先后被评为1990年、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依据发掘成果编写的田野发掘报告《三门峡虢国墓》第一、二卷，也先后于1999年、202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根据第一次发掘所确定的位置，2000年又在李家窑遗址发现了城墙、环壕、宫城及夯土建筑等，进一步揭示了虢国都邑“上阳”的城市布局，并与墓地形成“都城—墓地”的完整遗存体系。2001年李家窑遗址与虢国墓地一起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体现出学术界对虢国墓地考古价值的高度认可。
班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北60余公里的南村乡，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面积约4.5万平方米。1990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提出要利用黄河小浪底水库抢救性发掘的机会搞一个考古学“试验田”，以此来检验中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次年春，俞伟超率队到小浪底库区短暂调查黄河岸边的史前遗址，对班村遗址印象深刻，并于稍后安排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周昆叔等人实地考察，最终敲定以班村作为主要发掘地点，并成立了由多家单位和多学科专家参加的班村遗址综合发掘与研究考古工作队，俞伟超任总队长。至1996年1月，发掘面积5400平方米，基本厘清了班村遗址的文化序列与聚落演变。其中，所发现最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对该地区新石器时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张居中据此最早提出了裴李岗文化“班村类型”的概念（1），后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这也是三门峡考古所获得的又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命名。
班村考古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综合性创新实践，开创了我国田野考古多学科综合性发掘和研究的新范式。还在项目筹划之初，俞伟超就组织多学科的前期介入。“先生之所以委托周昆叔领队，关键就在于希望从新的视角，从环境与文化与人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和考虑不同遗址的意义。”（1）1991年10月16日俞伟超又在三门峡主持召开“班村遗址综合发掘与研究论证规划会议”，来自国内外多单位多学科的30余位专家，经分层次分学科反复讨论和修改，确定了发掘规划。规划指导思想明确提出“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不能仅限于遗迹遗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年代序列与空间分布，而应立足于‘重建’和‘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而探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此，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目标在于“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2）这种“多学科融合与多团队合作”“整体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理念，使考古学从单纯的器物研究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理解，为后续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论基础。
1992年班村考古正式开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等14家科研教学机构联合组成阵容强大、门类齐全的国内第一个多学科综合考古队，学科涵盖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方向，并建立了包括顾问组、发掘队和各专业研究小组完善的组织架构。先后来班村工作和参与研究的国内各方面专家达40余人，参与其事的还有3位美国学者。这么多各方面专家的到来也创下了新中国考古史中众多学科专家参与单个遗址发掘的纪录。各学科专家既分工明确，又密切协作，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他们在现场共同收集资料、提取样品、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并获得关于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具体认识的途径与经验。多种新方法和新技术，如水浮选法、孢粉分析、同位素分析、DNA 分析、动物骨骼分析、体质人类学研究等被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应用于班村考古实践。这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过去涉及不多和未曾涉及的领域，丰富了考古发现的信息含量，大大提高了对遗址本身以及早期人类社会行为方面的认识，显著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度，在诸如遗址区全新世古环境恢复、区域地貌与人类土地利用、制陶工艺和功能分析、古人类体质演化和行为分析、动物骨骼和家畜驯化分析、聚落结构分析以及人地关系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收获，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班村考古以遗址为中心、问题为导向，在发掘的全程主动地、有设计地引入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全方位提取信息，让多学科合作落到了实处，为后续考古项目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成为日后中国考古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主流模式，浮选法等技术和方法，也已成为中国考古发掘的常规操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潮水般涌进国门，在对我国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中国考古学提供了迈向发展新阶段的机遇。班村考古发掘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作为中国考古学在转型期进行的首个“试验田”，班村考古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考古学研究跨学科合作的典范，推动中国考古学开始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理解，考古学研究得以深入到古代社会与环境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充实、丰富了考古学的内涵，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预示着多学科、包容性与开放性兼具的考古时代到来。”（3）“从班村考古的伟大实践以后，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指导实践开始逐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与田野考古有机结合，其他学科领域的人才也积极参与到考古实践中，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和实验室考古的运用及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扩展。”
从1921年中国现古学在仰韶村诞生开始，三门峡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同岁、同步，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诞生了众多开创性成果。镌刻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门峡十项中国考古之最，从现古学的诞生，到多个关键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命名和构建；从田野考古新领域、新范式的开拓，到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创新，涵盖了史前到历史时期，涉及考古学诞生、考古发掘、文化命名、报告编撰、研究模式、多学科合作等各个层面，三门峡无疑是中国现古学的发源地、核心文化命名地、方法论创新地，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实证的核心区域，直接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三门峡考古的历程就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其十项中国考古之最不仅彰显了三门峡考古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重塑了国人对中华文明的的认知，更推动了考古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